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介绍说，清华全球发展论坛目前已举办两届，论坛创办以来吸引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讨论全球发展的重要平台。清华大学一直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提出“三个九年”分三步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路径，目标是全面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在新百年发展进程中，清华大学提出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新发展理念，以开放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发展。2017年清华大学成立智库中心统筹智库建设，为高水平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支持。清华全球发展论坛是学校重点支持的论坛之一。清华大学与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强强联合，必将进一步提高论坛水平，取得更多研究成果，为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黄勇表示，当前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浪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和变革。正确理解当前的大变局，对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开放中实现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国博弈加剧，国际关系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传统优势产业面临新的竞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引领全球化进程，与各国一道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从经济全球化参与者到推动者角色转变。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以“世界格局走向大变，中国面临大治”为主题发言。他说，世界体系面临巨大变革，中国仍将继续发展，继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趋势没有变。当前阶段，大国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并没有形成。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动能不足，使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地区热点问题不断涌现，新老问题相互交织，为和平与发展带来挑战。在国与国关系之外，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恐怖主义存在的土壤仍难根除。世界秩序日趋混乱，使全球治理赤字凸显。对于美国的遏制，中国应有足够的战略准备。中国应成为新型国际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行，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发展，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作主旨发言。他说，在当前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空交汇背景下，中国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在大变局中世界和主要国家都存在“焦虑”。“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均衡发展、全球治理带来新动力。中国推动基于“包容”的国际合作理念为全球经济秩序注入新的智慧。未来“一带一路”要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更要推动制度型开放，在大变局背景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论坛第一环节主题是“大变局：中国与世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副主任、“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史志钦主持。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说，当前世界局势，西方可以以一个“乱”字来概括。这是目前大变局最突出、最显性的特征，反映出当前世界的种种矛盾。“乱”的表象背后是旧秩序衰落，新秩序兴起。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中国正向着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前进。中国应当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文明与力量的同时，自身也将得到巨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的发言围绕世界新格局与中国的选择展开。他说，长时段的视野对理解当前中国与世界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周期理论应当重新纳入我们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低迷期，各国之间出现“超级分化”，可能带来各国对“利益空间”的争夺，带来治理危机。当前世界可能处于上一轮科技革命尾部，分配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兴起，解决极化与分化问题，需要更多智慧。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提出，当前百年大变局主要体现在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变化，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在受到挑战。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利益遍布全球，维持国际秩序面临极高的成本，美国试图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现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出现多方面新的力量和因素，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等国家综合实力增长。未来国际秩序仍会延续，但会出现多方面的改革和变化。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蔡继明说，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获得发展收益。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应关注国际贸易的机会成本和比较利益，以广义价值论评价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广义价值论体现了国际贸易中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也为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提供了指导，中美等国可以从这一角度看待国际贸易的分歧。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认为，当前的大变局是结构之变而不是周期之变，是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的变局主要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调整，今天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体系的全面危机的体现。美国军事霸权、金融霸权已经扩张到极限，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和社会的撕裂。非国家行为体信息化智能化、民众多样化需求等新的因素对世界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应在变局中拓展空间，因势利导逐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论坛第二环节主题是“大发展：‘十四五’规划与‘一带一路’”，清华大学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主持。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前瞻性讨论“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有助于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高质量”将是未来“一带一路”发展的关键词。要更加突出“三共”原则，突出多边主义，更多体现国际参与，争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要加强与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合作，将这些组织吸引进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加强沿线国家间基础设施、产业链、价值链等多方面互联互通。要在外界关注的“绿色”、“廉洁”、“创新”、“透明”等关键词上下足功夫。

中国丝路产业与金融联盟理事长曹文炼认为，“十四五”期间首先要把国内问题解决好，力保国内经济增长，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确立合适的目标非常重要。要在“一带一路”软实力上下功夫，树立海外投资信用，扩大“一带一路”海外学术交流和宣传。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建议，“十四五”期间中国应该“以我为主”，包括建立一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打造一批高端论坛。他说，过去中国参与了大量国际经济机制，最近五年开始摸索建立自己主导的机构，但中国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充分，中国的发展理念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他认为，有必要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建立新的开发银行，推广中国发展理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认为，整个“十四五”期间外部环境可能是低增长而非大发展。世界范围内增长率持续低迷，杠杆率升高，普遍的老龄化到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远水难解近渴”。可能只有亚洲保持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比其他国家较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到来。全球治理可能出现“美国化”和“中国化”的分裂，中国要寻求“创立”新的机制，为战略竞争做好准备。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主要讨论了“一带一路”经济外交属性。他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顶层设计，当前经济外交是经济与外交互动，最终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义利观是中国特色经济外交指导原则，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正确义利观指导。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潜力。他说，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外部因素发生变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也恰恰是“一带一路”的意义。

论坛第三环节主题是“大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陈岳发言主题是，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推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主客体、对象和价值导向都有所不同，但两者密不可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治理也包括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治理。中国应当采取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结合的基本立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基础上关照全球治理，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进行统筹，充分考虑全球治理大趋势，立足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交接点确定价值导向。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与经济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成绩，对外依存度过高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性。巨大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以及日益增长的海外人口，是否会影响到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值得关注。对外依存度与国家战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如何找到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合理限度，避免战略选择困境，值得探讨。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说，应该在大变局背景下理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他认为，全球治理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国家治理出现了问题，资本主义体系长期积累的危机暴露出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刚刚开始，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取决于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实现崛起。既有的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治理格局与全球治理存在着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具有潜在的历史和逻辑合理性，但需要有现实基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基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说，要找到百年大变局中的根本性变量。这些根本性变化可能使西方由不断扩张转而不得不收缩，在此过程中中国不应当激化中西方结构性竞争，在完全准备好之前避免站在多方对立面上。中小国家对大国建立的秩序比较持怀疑态度，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会持续增大。中国首先应立足做好自己的事情。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主要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治理赤字。在多方面的数据分析基础上，他说美国联邦政府呈现出两党极化、否决政治、行政权力碎片化和司法化等问题，但美国政治衰败不等于美国社会衰败，美国社会仍然比较具有创新性和活力，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使美国的次国家层面治理比联邦政府表现得较好，因而不应过分夸大美国当前的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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