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标志，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到2008年的60多年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1946～1970年的24年，后一时期为1971年至今的37年。前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是以固定汇率为特征，后一时期以浮动汇率为特征。在不同汇率体系下的两个历史时期，在全球国际储备增长和金融危机现象上分别出现了明显不同的景象。
 
　　关于全球国际储备。战后的1948年，全球国际储备为478亿美元，到1970年增长到952亿美元，22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而从1971年到2007年年底的37年间，全球的国际储备却以年均12%的速度在快速增长。由1970年的95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年底的6.5万亿美元左右。37年间全球国际储备增长了约70倍。而与此同时，全球的GDP仅增长了约16倍。
 
　　关于金融危机现象。第一，在1971年前的22年时间内，世界经济与金融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1971年后至今的37年时间内，国际上金融危机层出不穷。而且，金融危机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本世纪初世界银行曾有研究报告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上世纪末，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还有46个国家发生了51次准危机。第二，过去大量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次发达国家，但到了本世纪开始，金融危机现象却不断染上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从本世纪初的网络股泡沫破灭，到目前仍在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次贷危机。
 

两个问题的根源何在
 
　　为什么自1971年后全球国际储备的增速远远快于全球GDP的增速？为什么金融危机会从穷国传递到富国，从小国传染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首先，是“特里芬难题”和浮动汇率的制度基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1971年黄金一美元本位制解体，但世界贸易的不断增长，仍需要以美元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这就容忍了美国政府可以经常保持一定幅度内的经常项目赤字，加上浮动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就可以不断利用美元的升值与贬值手段，在解决国内经济矛盾、扩大贸易赤字的过程中，连续不断地向世界提供过多的美元。
 
　　其次，在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后，经济上后来居上的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货币错配和其他金融脆弱性的多方面原因，从自身和他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中认识到，拥有一定国际储备的重要性。因此迫不得已，不断地增持国际储备。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一些石油输出国家，更是有条件以比较快的速度增持了大量的国际储备。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从世界范围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东欧、苏联和拉美一些国家也纷纷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再加上IT新技术的出现，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浪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4年停止后，相隔100年又一次掀起，全球生产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全球经济发展能够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周期。美国政府正是利用了“特里芬难题”和浮动汇率制度以及新一轮全球化下的经济上升周期机遇，通过手中的政策工具和金融衍生技术，在刺激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和推动全球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又一次向全球发行了大量美元。由此，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储备由2002年的2.57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6.49万亿美元。5年内快速增加了近一倍半。金融衍生合约由2002年的100多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51S万亿美元，增加了5倍多。
 
但是，IT技术和金融衍生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某种意义上往往又会产生为虎作伥的作用。正是因为格林斯潘年代充分利用了被其称赞的“美国金融市场的弹性”，巧妙地运用了汇率、利率和金融新技术手段，在全世界大量发行美元，在迎合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结构扭曲的同时，过分放大了美国实体经济增长所不能长期支撑的虚拟经济规模，尽管短期内支持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持续上升，但最终不得不埋下了影响今天全球经济稳定的次贷危机种子，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轮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出路在于结构调整与国际合作
 
　　美国应该承担起发行世界货币的大国责任，加快结构调整，相关国家也要在此中，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全球国际储备增长过快，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种表现。全球经济失衡的不可持续或者说目前阶段性的市场自我纠错，因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在全球被迫启动。全球经济如果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除新兴国家部分增长因素外，肯定主要不是通过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所能解决的，因为这只能是延续美国经济“疼痛”的剧烈程度，而对他国经济而言，剩下的仅是副作用。可以预言，在体现美国经济新的生产力的生物、医疗等新技术大量涌现前，美国当前的经济衰退稍有缓和后，只有减缓美元不断贬值和降息的节奏，在增长和就业方面，吞下过去错误政策种下的“苦果”，美国经济才能步入新的正常的增长轨道。因此，为了配合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中部分失衡的纠错，相关国家在不希望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同时，应该在美国经济渐进的结构调整中，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中国政府自2007年以来已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正是在着手自身的结构调整。也许调整的结果，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但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看，这是不得不付出的“暂时”的代价。
 
　　60多年的国际经济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特征表明，要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周期性不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发达国家集团应该坐在一起，共同协商，作出妥协，寻找解决的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切实践行该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与责任，改变如英国央行行长所说的，“IMF正在慢慢变成一个不相干的角色”这一局面。当前重要的是，要设法寻找解决大国间货币汇率的稳定措施，特别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稳定，这是维护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的紧迫任务。目前，尽管世界储备中美元的份额已由2001年的72.7%下降到了2007年的63.9%，但是不要忘记，上世纪90年代该指标也曾滑落到更低的50%的景象。在可预见的未来10～20年内，这丝毫不意味“美元霸权”地位的结束，而恰恰要当心的是，该指标在一段时期内的或起或落，往往意味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和世界经济将付出不该付出的沉重代价。
 
同时要看到，国际国币体系的问题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利益博弈的长期摩擦的过程。要自觉去寻找能够进行金融合作的国家，加强货币与汇率间的磋商与协调。特别是亚洲区内的国家与地区，在区内贸易份额比例不断提高的状态下，更应加快区内金融合作的步伐。稳定发展亚洲经济，就是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贡献。

 
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四点认识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当前全球国际储备增长过快，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种表现，同样，对快速发展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应该正视它，而不是拒绝它。应该看到，主权财富基金同样是全球经济失衡和“特里芬难题”的“共生现象”。
 
　　第一，对主权财富基金应尽可能用经济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来看待它。要看到，主权财富基金在投资债券与投资股权进行选择上，是金融市场上资产选择的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主权财富基金既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又是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种手段。如果硬性回避与拒绝它，既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拒绝的程度一旦激烈，短时间内相关国家减持美元的速度会加快，赤字国家的资本流将发生迅速逆转，更容易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二，要冷静看到，不要过分夸大主权财富基金的影响。据有关机构测算，目前主权财富基金总量还很小，如果5年后发展到6万～10万亿美元，也只能达到全球金融资产的6%左右。而且主权财富基金不像对冲基金那样具有高杠杆作用。因此，不要过于夸大主权财富基金的影响。
 
　　第三，从一国安全角度出发，可以要求主权财富基金增加投资透明度，但强调透明度应坚持市场原则和公平原则。一是透明度要求应该由相关国家共同协商、平等决定，不能有歧视政策。二是对私人投资部门中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应同主权财富基金一样，对其应有共同的透明度要求。三是透明度应该是双边的，对投资者要有透明度要求，对投资接受国同样要提出有合作意向的透明度要求。要反对新一轮的保护主义。
 
　　第四，有关研究表明，2007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增大到3.5万亿美元，今后的7年内将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解决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过快增长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透明度要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相关国家都要加快国内结构的调整，包括金融监管和金融深化政策的调整，这是保持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希望所在。在相关国家结构调整未到位前，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间运用，恰恰是有利于纠正有关国家储蓄与消费间的失衡比例，有利于改善资源在国际间的有效配置。

作者：夏斌，国务院参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