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发展要注重三大路径，一者主动积极降碳，二者加快提高产值和国民收入，三者推进制度变革破解障碍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意味着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环境保护压力比较大。同时，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期阶段。此背景下，中国推进绿色发展比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要难得多。

　　因此，推进绿色发展的主要途径，可以从碳生产率=制度×(产值或国民收入/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式着手政策调整，具体途径可分解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分母)、增加产值或国民收入(分子)、推进制度变革(系数)三个方面。

　　降低碳排放的六大策略：

　　其一，控制能源消耗总量，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今年1月，国务院提出要加快形成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的新机制，要求到2015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煤左右，用电量控制在6.15万亿千瓦时左右。当前这种严峻环境污染形势下，控制能耗总量别无选择。

　　因此，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清洁能源，提高绿色低碳能源的比重，逐步降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比重。同时，从消费侧鼓励新能源的消费，限制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

　　而且，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很低，消费了世界20%的能源，只创造了世界10%的GDP。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美国相当，而GDP仅为美国的40%；GDP与日本相当，而能源消费总量是日本的4倍以上。我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二，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淘汰高碳产业。

　　对像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绿色低碳产业，要通过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政策等予以鼓励和支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尽快淘汰高碳产业。目前比较急迫的是限制和淘汰业已存在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关键要看各地的决心和工作力度。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其三，发展低碳交通，淘汰高碳交通。

　　交通是能源和工业之外碳排放较多的一个领域，交通排放占总排放的1/4左右。因此，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的新能源汽车，淘汰那些高能耗、高排放的汽车，加快发展低碳的轨道交通，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同时，要通过优化交通布局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为什么北京这么拥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空间布局不合理，“摊大饼”，很多人工作在市中心，住在郊区的“卧城”，每天往返，造成交通拥堵。

　　其四，发展低碳建筑，淘汰高碳建筑。

　　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包括建造能耗、生活能耗、采暖空调能耗等)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左右。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建设房子的过程中，如果采取绿色低碳的建筑材料，进行绿色低碳的建筑结构设计和小区布局结构设计，节能减排的效果就很好。同时，要对现有的高碳建筑逐步进行淘汰或者改造升级。

　　其五，增加森林等碳汇。森林、草地、湖泊、湿地等都有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这就涉及到碳汇的问题。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森林覆盖率，便可以从大气中吸收固定0.6亿～7.1亿吨碳。2008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了20%，提前一年多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但总的来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还不高，质量也有待提高，还必须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其六，倡导低碳生活。

　　绿色低碳发展与每个人都有关，每一个人都是碳源，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产生二氧化碳等排放。现在有的单位开始采取行动，比如倡导大家短途尽量不开车上班，三层以下不乘坐电梯，随手关灯，装节水器，下班后关开水器，节约用纸等。如果每个人坚持采取行动，常年累积就是巨大的节约量。

　　增加产值收入五大途径

　　推进技术进步。其中，清洁煤技术、碳捕获技术、碳封存技术、碳汇技术、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能源利用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等绿色低碳技术能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能提高生产率，增加产值或国民收入，从分子上提高碳生产率；另一方面能培育绿色低碳产品，优化能源和产业结构，从分母上提高碳生产率。

　　提升人力资本。绿色低碳人才或人力资本的增加，一方面可以直接增加产值或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碳排放的减少。目前，我国绿色低碳方面的专业人才(包括研究人才、技术开发人才、应用人才等)严重短缺，要大力培养和引进绿色低碳方面的人才，并充分利用好这方面的人才。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促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可以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之所以西方发达国家资源环境压力较小，原因在于它们已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没有多少碳排放。我国还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碳排放比较多，故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较大，必须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来促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还意味着附加值的提高，可以带来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从分子上提高碳生产率。

　　优化空间布局。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优化总体空间布局，如优化主体功能区布局；二是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即将人口合理聚集在一定区域内；三是优化产业布局，即相对集中布局工业园区；四是优化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做好各种交通的衔接。空间布局优化后，可以产生集聚效应、规模经济、网络效应，能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塑造和提升品牌。品牌可以提高附加值，可以占据制高点，可以提升综合竞争力，可以增加产值和国民收入。掌握了品牌，就掌握了“微笑曲线”的两端，就可以把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更落后的国家去，就可以把转进来的污染再转出去。因此，要大力发展品牌产业、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家、品牌园区等。

　　制度建设破解六障碍：

　　除了以上两类途径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同时影响这两类途径的途径，那就是制度，即碳生产率公式中的系数。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政府政策等。而绿色制度建设尤其要基于治理改善六方面现实障碍。

　　目前所处发展阶段不利于绿色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70%时就属于加速阶段。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2.6%，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转折的阶段，“上半场”是城市化加速阶段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是城市化加速阶段质的提高阶段。只有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后才相对稳定下来，即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至少还有十多年。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未来十多年内，还要大量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

　　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不利于绿色发展。

　　中国的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是一个高碳结构，不利于推进绿色发展。我国能源消费尤其处于“高碳”状态，化石能源约占90%，其中煤炭约占68.7%，电力生产78%依靠燃煤发电。而煤炭恰恰又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据计算，每燃烧1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这样一种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为推进绿色发展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国际分工格局不利于绿色发展。

　　我国正好处于资源环境压力大的“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在这种国际分工中，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厂”，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随加工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而加重。2004年，中国的净出口产品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这主要是由中国的贸易顺差和中国经济相对较高的碳排放强度引起的。而且，许多国家不顾我国承担了大量污染国际转移的事实，让我国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人口多不利于绿色发展。

　　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资源环境压力肯定比中国轻。中国面积不小，但人太多，近14亿人口。这么多人要生存和发展，必定要消耗资源能源，要影响环境。所以，在国际上我们要争取人均碳排放权，因为每个人都应有碳排放权，但碳排放权多也意味着我们的资源环境压力比较大。

　　发展模式的锁定不利于绿色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始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深层次的原因是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制度没改。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职能。但政府职能转型阻力很大，因为转型意味着既得权益的丧失，政府直接抓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利益，抓社会和环保工作则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政府趋利避害的结果是宁愿抓经济工作，而不喜欢抓社会和环保工作。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显然不利于绿色发展。

　　观念习惯不利于绿色发展。

　　之所以绿色发展没有得到顺利推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相应的观念还没有形成，甚至还存在很多阻碍绿色发展的观念。如“先污染、后治理”、“中国地大物博”等观念就不利于绿色发展。还有一种阴谋论也阻碍了绿色发展。如有的人认为绿色低碳发展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阴谋。我们没有必要随着阴谋起舞，他们走他们的路，我们走自己的路。这种不适应世界潮流的观念也成为我国绿色发展的障碍。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涉及资源环境政策、绿色低碳经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等。）